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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太多，农民变市民是中国最核心的任务。通过工业化促进城市化，是将农民变为市民的根本途径。这近乎是“普世道路”。30年快速工业化并未减少农民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正是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30年，虽然已经有2亿多农民进城做了农民工，但他们中间90%的人却依然不是市民。30年快速工业化，中国有户籍的农民并没有减少，由1978年的7亿增加到了20[阅读全文]
重要的是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怎么做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很多学者以为自己是农民的上帝，以为学者、法律、政府相对农民和“农民集体”而言对农民更好，这真是自以为是。在土地制度的变革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将农民的创造法制化和政策化？！为什么总是不要农民参与政策和法律制定，《宪法》赋予了学者这样的权利了吗？ 作者：李昌平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阅读全文]
“ 从北京到地方，其实工作思路和手法是一样的，让当官变得容易和舒服，让百姓变得难和痛苦。这些侵犯弱势人群权利的做法都会冠一个漂亮的词——“改革创新”。 ” 国务院不准猪农杀猪与乡政府不准农民砍玉米 河南漯河裴成乡政府规定，农民收割玉米要办“两证”，一是“砍伐证”，一是“准运证”。每亩竟然要收取500元的“押金”，真够黑的！有老者砍了几颗玉米喂牲[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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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价格在相对下降，而与粮食相关的商品价格都在疯狂上涨 最近几个月，国际大米价格一路飙升，国内大米价格却出现了回落走势，不到国际大米价格的1/3。 压低粮价控制不了CPI上涨 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是：粮食价格上涨，什么都会跟着涨；控制物价，必先控制粮价。这似乎是一些经济学家的共识。现在的状况是，粮食价格在相对下降，而与粮食相关的商品价格都在疯狂上涨，这使得经济[阅读全文]
中国农村现代化应走日本而不是菲律宾道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之路，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韩国的大量劳动力输出[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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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正在失去“两个市场”。一个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例如，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国内市场70%的份额已经被外国企业占有；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外市场，例如，蔬菜及其加工品的日本、韩国和欧洲市场，原本是中国大陆农产品的传统优势市场，但现在却正被进入中国的外资农业企业逐步替代。 中国的农业政策存在严重缺陷。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农业被迫进入了第三[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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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要回归正确路线一，问题的提出；1978——1988年的11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蒸蒸日上的11年，也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11年；1988——2001年的14年，虽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4年，但却是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艰难的十四年。十四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占了28年改革进程的一半；9亿多农[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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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猪肉涨价时，宏观调控是没有作用的。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稳定猪肉市场方面无事可做。猪肉涨价了，央行和财政部都高度紧张，加息、补贴都用上了。在我看来，猪肉涨价，大可不必紧张，更没有必要“畏猪如虎”地挥舞宏观调控的大棒。其实，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猪肉价格半年内必然回落，到明年8月猪肉价格就会跌去30%多。我这个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二：第一，生猪经济是低门槛经[阅读全文]
加入WTO以来，农业领域有两件大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充分讨论。一件事是大豆加工企业被外资收购，对东北大豆农民的影响；另一件事是大批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农业组织在国内大办农业园区，可能对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既有的海外市场带来的影响。对这两件事情的认识，可能直接影响我国未来农业开放政策和农业发展道路、甚至中国转型的大局。一我国的大豆加工产业正陷入外资全面接盘[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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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3年到2000年，李昌平在他任职的周沟乡、柘木乡和棋盘乡，都施行改革，如精简机构、清退编外人员、减轻农民负担的、治理乱收费等等。李成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全省优秀党员。但是，一旦他被调离，立即又恢复到原样
“其实，我忘不掉农村17年的经历，挥不掉心中的农民情结，更抹不去父亲、母亲辛劳的身影。”
几年来，他从一个乡镇干部到三农问题研究者的成功转[阅读全文]
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叫喊要保护农民，这是对的。但怎么保护农民， 并没有标准答案。 “公司＋农户”似乎是政府文件和专家学者高度认同的“灵丹妙方”。2001年，我曾经写文章置疑：国有粮食企业，总理拿钱要他们按照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但国有粮食企业总是“短斤少两、压级压价、限收拒收”。从中国政府成立以来，靠国有粮食公司帮助富[阅读全文]
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叫喊要保护农民，这是对的。但怎么保护农民， 并没有标准答案。 “公司＋农户”似乎是政府文件和专家学者高度认同的“灵丹妙方”。2001年，我曾经写文章置疑：国有粮食企业，总理拿钱要他们按照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但国有粮食企业总是“短斤少两、压级压价、限收拒收”。从中国政府成立以来，靠国有粮食公司帮助富裕起来的种粮农[阅读全文]
胡温新政还没有触动上几届政府制定三农政策的四个基点：一是，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农业的第一任务；二是，在世界贸易中，优先保护工业化；三是，农村发展让位于城市化；四是，国家财政主要是少数城市人的公共财政。一句话概括：农村制度依然不是根据农业、农村、农民自身发展要求建立的，所以，我对胡温新政下的三农政策给十个字：以工补农，虚！以乡补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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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组织化导致农民革命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在我看来，这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高级官员和事业家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依然停留在60年前，实际上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农民革命时代早已经终结，中国再不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了。
开发式扶贫模式是否依然是贫困者脱贫致富的“金钥匙”呢？这是一个似乎没有人置疑的问题。本文要对这个主流的扶贫模式提出置疑。
现在学界、官界、实业界似乎都似乎已经达成共识了——“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权利太小，而农民权利太小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太低。要想解决严峻的“三农”，最根本的措施是让农民组织起来。
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的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我国现在适合大学生就业岗位大约166万个。这就是说，今年约有60％大学生无法找到相应的就业岗位，未来几年会更加严峻。教育强国战略培育出了一支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算的失业大军，政府开始着急了。今年，政府不惜以行政手段将数十万大学生配置到农村村干部岗位上就业，但相对每年新增的数百万失业大学生而言，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是政府的另一种形式的“送温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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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有人说：美国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35％，日本占23％，我们才5％，所以我国的大学教育还要大力发展。我也可以随便举例反驳：香港只有35％的年青人读大学，30％多的年青人初中毕业就业，30％多的年青人高中或职业高中毕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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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进入“新工人公社”，必须将本人在“村(社)集体”拥有的份额承包地、山林等转让给“村(社)集体”，但必须获得一定的补偿。对于不愿意将自己在“村(社)集体”拥有的份额承包地转让给“村(社)集体”的“新工人”，不能享受“新工人公社”的住房优惠。
80年代农村改革是对的，90年代以来一直到今天还是走错误的路线，这是我的判断，基于这个判断，新农村建设到底怎么搞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路程，要想把政策制度层面问题纠正过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很多问题要错到极致了自然要改过来，比如税费改革，那是取消，而是收的成本高于所得了。
村组织建设，经济组织建设是基础。按照思路一，政府要重点扶持以金融合作为核心内容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综合农协，同时，一定要限制金融资本和工商业资本剥夺小农；按照思路二，国家要重点完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度，巩固“双层经营”体制，同时，一定要立法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限制官权力对民权利的剥夺。
我认为在现有制度环境下，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村（社）民集体所有，是当务之急。至于各个村社选择什么样的土地权益实现方式，应该由各地各村的村民按照民主自治的原则自主选择。
农村土地制度该怎么变，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关注“三农”问题的人们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了。相关的文章数以万计，在网络上争论的帖数难以数计。这里不想再作具体的讨论和评价了。我认为农村土地政策怎么变革，核心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土地的地租谁占有，二是土地成为谁的资本。本文想从农村土地的两个核心问题出发，讨论下一个30年农村土地制度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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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基本上是一乡一个农会，一县也有一个农会，还有省农会，但只有乡农会有农信部。
最近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特别强调鼓励农民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相关立法者应该认真学习中央最近两年的一号文件，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相关立法者更应该学习《宪法》，维护宪法赋予农民的同等发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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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受世贸的冲击目前只是局部的，所以不积极反世贸，但仍有三个潜在风险。目前严重的问题是贱卖农地，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生计。 世贸会议刚刚结束，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部顾问李昌平在湖南接受亚洲周刊访问，以下是访谈摘要： 加入世[阅读全文]
2004年3月14日，在温总理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时，我当天曾写过一篇文章——《取消农业税对乡村社会的影响》。2004年5月再次发文《迎接乡村民本时代的到来》。今天，我想从中国50多年乡镇体制变迁的逻辑出发，探索“后农业税时代”的乡镇体制重建。（这里所说的体制主要指两个部分，一是乡镇政治体制，而是农村政策体系。本文重点讨论乡镇政治体制）一，“皇权”下乡[阅读全文]
——兼论中国政府与国际NGO的关系 廖洪涛 李昌平 题要：可曾记得25年前，当邓小平决定对内、对外开放经济（市场）的时候，大陆各界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的，如规定私营经济老板雇工不能超过8人等等。25年过去了，大陆顺利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总量增长了8倍，财政收入增长[阅读全文]
——在暑假乡建学习班上的演讲 随着“三农”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新乡村建设运动”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因为曾经在温铁军先生领导下，伙同刘老石、邱建生等人做过大学生支农乡建和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前期策划工作，最近两年又在香港乐施会西南办事处做“以权利为本的参与式农村社区发展”工作，所以，很多媒体关注“[阅读全文]
我是主张乡镇自治的，当然也主张村民自治。但假如没有乡镇自治和村民自治，我就主张在现体制中加强乡镇政权，并在现在的行政村设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公所。 一，选举权是民主权，不等于自治权 十几年的村民自治，搞得很热闹。热闹是因为选举。选举[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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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10月，首次公开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12月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0年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2002年1月，李昌平专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由光明日报社出版。现在就职于乐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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